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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雍正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后，“流官”对苗族劳苦大众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苗汉地主也竞相以举放高利贷和出租土地等方式盘剥苗民，他们以钱谷放账，一二年间就加息数倍。穷苦农民无力偿还，只得用田地、衣服抵债，沦落为佃户，有的甚至卖儿卖女。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封建的斗争不断发生。

乾隆五十八和五十九年（1793年和1794年），湘西、黔东遭造旱灾，但官府的赋税、徭役及苗汉地主的地租、利息有增无减，民怨沸腾。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苗族人民的反抗怒火总爆发，发动了湘黔农民大起义。

这次起义的发难者是石柳邓。他在1794年率领松桃苗族人民支援四川秀山县青龙坉汉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后，在本年十二月约会石三保、吴半生、吴陇登等到凤凰厅鸭保寨秘密集会，商定第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贵州松桃、湖南永绥（永顺）、凤凰、乾州等地苗族人民同时起义。由于事机不密，起义计划为清朝官吏觉察，石柳邓便于正月十八日树立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逐客民（汉族地主），复故地”的斗争口号，领导松桃苗族人民提前起义，围攻厅城和正大营、盘石汛的清兵。

乾州厅平陇吴八月，以“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作口号，领导苗族人民攻打厅城。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领导苗族人民包围厅城，用刀指着清朝的官吏，大声喊道：“问你太爷们！妄凭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凤凰厅苏麻寨吴半生也领导苗民杀死清朝总兵明安图、副将伊萨纳等。乾州三岔坪吴廷举率领苗民攻克乾州城，击毙同知宋如椿等清朝官吏弁兵。各地苗族和布依族、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两三个月内，起义军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东起沅江，西接秀山、酉阳，南至麻阳，北至永顺、古丈的广阔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惩处了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和汉、苗地主，使苗族的“百户无一生者”。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大涨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清朝统治者对苗民起义极为恐慌集中云贵、湖广和四川等七省兵力，共十余万人，在云贵总督福康安统一指挥下，一齐向起义军扑来。福康安带兵自南向北，四川总督和琳带兵自西而东，湖广总督福宁带兵从北向南，分兵合围，企图将苗民大起义一举歼灭。义军面对强大的敌军，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有利地形，开展“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游击战争，并在凤凰厅的乌草河、廖家冲一带阻击了福康安部的进犯，在乾州厅狗爬岩歼灭了福宁部六千人，然后乘胜攻克浦市，进攻镇竿营和永顺、保靖、泸溪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八月，各部义军推举吴八月为王，领导起义军各部抗击清军，声势更加浩大。

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上半年，请均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福康安一面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辞，掩盖自己的无能，欺骗朝廷，一面以加官封爵赏给盐粮、布帛等手段收买起义队伍里的地主分子，分化起义军。在金钱官禄的利诱下，吴陇登（原鸭保寨百户）投降清朝，并于十一月出卖了苗民起义的杰出领导人吴八月，削弱了革命力量，使苗民起义陷入困难阶段。

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清政府指示和琳接替因病死去的福康安为清军统帅，将汉族地主侵占的苗地，偿还给降苗，加强了政治攻势。在这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起义军在石柳邓、石三保和吴八月的儿子吴廷礼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先后在天星寨、结石岗、燕子岩等地打败清军，并惩处了叛徒吴陇登。但石三保不幸被土家族叛徒张子贵诱捕杀害。使起义军又一次受到重大损失。

平陇失陷后，义军残部退入山中，武装起义处于低潮。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清廷把军队主力调往湖北、四川去镇压白莲教大起义。但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这年三月，布依族王囊仙发动武装起义，1798年六月，镇竿右、前两营附近无业苗民数千人抢割田禾，发动武装起义，展开争夺土地支配权的斗争。他们既反对清政府在屯田名义下的霸占土地，也反对苗汉地主的反攻倒算，戳穿了清朝“苗地归苗”的谎言，给封建统治者一沉重打击。